(我被他们送到那里。在拥挤得令人窒息的贫民窟里，人们几乎要踮着脚尖生活在这灰蒙蒙地落日之城中。但唯独那里，那座破败的小杉木屋子，被鲜花簇拥着，四周开阔，是可以被蓝天吻到的。那些花的种类很杂，也没有被精致地修剪过，像是被一群爱花的大汉泼在那里的。没有任何仪式，甚至没见到任何一个居民，我就在黄昏时被送到那里。第一眼见到他，他正躺在一把藤椅上休息。黄昏的光很稀薄，像夺走人们七情六欲的暮雨一样包裹着这个男人，包裹着他手里凉了很久的茶杯，和他那锈迹斑斑的眼镜。我说明了来意。他从未睁开眼睛，我将其归意为默许。我是联合国委派的一名记者。而眼前这个男人，这个威武了半生的男人，是这个国家三级阶级运动的领导者。从奴隶到工人，他用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完成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阶级革命，他也曾组建过这个国家最棒的政党。但太阳快落山了。有时我怀疑自己是强盗的一员，因为我也来自于那些强盗所生活的圈子。强盗们裹挟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让这个男人引以为傲的民主死亡，让那些早就被泼灭的僭主的灰烬复燃，让那些追随他的革命者们被囚禁在这个世界的角落里。现在，他们要冠冕堂皇地拉他到僭主们的谈判桌上，完成一份让一切都消散的条约。而我，被强盗指使着，目睹并记录这一过程。这一夜是极冷的，我在一楼翻了一整夜那些他曾经视为珍宝的革命文件，听了一整夜他在二楼痛苦的咳声。在一封他签名给北方革命者们的信里，他这样说道：“很荣幸见证这座大厦的坍塌，但你们尚是年轻的。大厦会坍塌，我已为你们留了地基，希望我们的后人能重见它的荣耀。僭主们，但愿他们能颠倒黑白，或者靖定天下，但可惜的是，他们两样都不会，他们只是随风倒的草”在出发之前，那昨日毫无人迹的街道站满了苍老的居民，他们手里都捧着花束，来送这位昔日的领导者。他的眼里没有了眼泪。他穿一身笔挺的褪色革装，与我同乘一间破旧的车厢。雨点一滴一滴落在车窗上，他凝神望着这些雨点的轨迹，泥泞的远方似乎绊住了他的思绪。“死是怎么一回事？”他缓缓问我，带着一种自嘲的语气。我无言以对，在对死亡的认识这一方面，他比我高大太多。这一点我昨夜已知。我谨慎地呼吸着，不明白他问这句话的意思。他也没有问下去。从小杉木屋到谈判厅这一路，我的记忆是模糊的，因为太过压抑。谈判厅里的他是无助的。民主派的代表仅他一位，而僭主阶级的虎狼们却是成群的。他被逼到谈判圆桌的小小一角，但我却觉得他异常高大。在这里，他的威武一泻无余。我看到他面赤红着，字字如针地痛斥着僭主们倒向国外势力的傀儡行为。我看到他奋力撕毁了那些条约。我看到他从腰间掏出手枪，在那些虎狼们惊愕的注视下扣动了扳机。我看到成群的记者对着他的遗体疯狂拍照。我目瞪口呆，麻木地接受着这不可遏制的结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