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出乎道，即是如此，根源上要归因于天下治理这件大事的时代理解不同上，周初先贤制礼所相对形成的‘超稳定’模式，当然会成为对照研究新治理形式的必需品。也就是说，抛开周礼及其深远影响地谈百家，根本就是在耍流氓。正如现代社会动辄以百家对应西方某些理论成果，且不说后者超越一两千年的时代优势，衍生后者的思想母体：古罗马-古希腊文明，便相当不同于东亚实情，和谈平行借鉴？不过是商业文明雇募学者进行的欲盖弥彰式洗脑罢了。

倒是墨家那套兼爱非攻的‘普世价值观’，搭配自成一体的墨钜权力体系，俨然一幅独立于君主集权的民间力量存在，这种名义上抵制通过血缘传承财富、权力、地位的模式，实际上资助者多离不开隐于史书的民间豪富阶层，除了按照血缘传承的各国国内政治地位没法被获得、不能避免受历次政务运动波及而有效巩固权势，他们游走在各国万域之间获得商贸差额的巨大利益，眼界广阔，勾连势力盘根错节，有足够能力蓄养私人武装，支持郁郁不得志的士人贵族，同行彼此间相互合作形成遍布天下的贸易网络控制利差，当然不喜欢蜷居在一国统治之内，更不会太过尊重法令的限制，在意一邦一国的兴衰。所谓墨家能代表的人背后，绝非俯首工作于‘变相的田地间’的手工业者利益，而是拥有手工业产业的古代企业主利益，他们形同在势的主政贵族，只是不得不间接依附后者的门庭获得庶民和士人承认其存在罢了。墨家并不憎恶王权，只是代表所处乱世中背后的支持力量，有意地去抑制包括王权在内的所有专行制的、自成一体而形成理论闭环的、霸占商贸利益大头的势力。倘若享有此种利益大头的正是民间大企业主，拉拢有名望的人、塑造周边良好的舆论环境，适度尊重缺乏明确产业所有权但拥有技术的手工业普通从业者，才是这些墨家金主的常规手段。

对比锚定君王公卿等巨大利益纽结者游说的阴阳家和纵横家门生们，墨家人的行动动力反而是万世不竭的，阴阳与纵横两门人，反而不过为时代留给后世的遗珠，仅仅是表面上会显得弥足珍贵，实际施行中，纷乱的环境往往会阻止其痴迷者最终实现梦想，还不如投身兵家效忠某国的成效来得快捷。

而记录和评议时代万象的权力，自官僚体系成制度性壮大后，当然存于各国史官手中，尤其腹黑的鲁国史官会倨傲认为公旦伯禽之后，有足够资格别于古朴刻板的周室记录新题材的褒贬说辞，算得上有渊源和特定权力继承资质的，《春秋》也由此出，至于为其作注讲解的《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三部衍生文，则纯属站在巨人肩膀上自称‘公旦周礼’一派的遗志继承者，有儒家在形成后出面相辅相成互吹抬高身份，抢占史官工作内容、将本当思想保持客观中立的古史官吏遗风彻底颠覆，纯属官僚集团的内部倾轧行为：即在缺乏主政参政话语权时，想方设法地通过占据日益喧嚣的民间杂议盘口，依托自身抢占的民间话语权与少许公权力，最大化勾兑出士人阶层对国政的影响力。此计之毒辣，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使不谙世事的书呆子们，不自觉生出司马迁公也是儒家或儒家同路人潜意识的。

事实上呢？作为汉朝建立半个世纪后，在汉廷与地方诸侯王修书之间，能广泛收集民间资料，汇编为一书的治史兴趣偏好人士，司马迁绝非会选择站队某家思想的非中立人员。尤其在遭受宫腐刑法后，其思想中对民间百姓和非传统力量的关注与同情，绝然不同于以充任官僚为大任、基本以忠君为首义的西汉儒家门徒那般立场偏向分明。史、儒本分两家，只是后者刻意利用官僚内部争斗优势侵蚀前者的生存空间而已。

总而言之，儒法皆为大一统理论而生，前者更能综合地适应新时代，其主张作为周礼体制的得意门生，当然是合适的；至于后者那套明显属于‘吃饱了侧重分配问题’而生出的学说，本该惠及全体贵族共同统治国家，方便弱君、虚君甚至类似古希腊-古罗马前期那样相当多数无君主专行制时间存在的贵族共和体制建立，最终却只能变成利君王、卑贵族、制权臣、一思想的专行制统治利器，就连大家韩非子也是通过强君间接强国思路的忠实走狗。实在些说，也太侮辱出具刑书刑鼎的子产与范宣子先贤了——后辈更低微的出身，导致其思想与身为大贵族视政的前辈显得迥异得多，若是质疑吴起、卫鞅与韩非之流的法家子弟资格，又不那么合适……

那么法家不能适应一国两制甚至一国多制的主张，最终惠及了哪些人呢？起码在宗室与世卿没能大得势的秦王国、秦朝来说，那些迥异于华北大平原、泾渭平原、汾水流域平原的非农耕地区，边地与山区地带特色经济地带利益，主要流入官僚集团手中，成为其弄权、晋升、逢迎君主心意的活力源泉，更不用提农耕区商贸往来限流的利益存在了——直接被收入国家财政体系甚至王室内府私库中供应王族奢靡的生活挥霍。所以专行制思想绝对不能成为中大型国家的选择。

关于‘小大之辩’的层面，问题其实更明显，要跨越过于漫长的地理单位促进不同经济形式互惠互利，无论何种形式的策略施加，小的国家行使其策略的弊端必然小于大的国家，这种差异绝非与国家面积成倍增加那么简单，恶政往往随地理范围扩大，更偏向指数级的增长。那么在秦二世时代，本该被民众理解的戍边行为，经过法家思想武装下的官僚体系一通恶性操作后，连往行都已变成极大恐慌，造成亡国的陈胜吴广大起义，也就不那么难理解了。所谓对农民首义的历史地位肯定，是为了反对极端化的法家思想；而暴露陈胜与一干要臣行为的丑态和其它行为缺憾，则是儒家赤裸裸地在夸张缺乏自身存在情况下民间‘必然’会出现的混乱；须知，覆亡秦朝的项氏家族和最终安定天下汉高祖刘邦，其思想对因于出生楚地的原因，对道家的态度才更重一时。没有道家思想加成下的汉初修养生息，儒家那套嵌入官僚体系的学说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有机会推行的。

而汉武帝时代捧起儒家，实际因为其能将先商祭司阶层与官僚集体融于一身、合教化-管理在乎一体的能力，而这项能力自然离不得争夺民间舆论的学说特长，加上长期刻意地褒贬各类社会人物给予持续定性，贴上脸谱化的标签，绝大多数民众都会被蒙蔽倒地，长醉不醒，却又以为自己还活在具备公旦遗风的美好社会环境下，实际性地迷茫着：一旦官僚内部出现重大分歧，民众立马会在各种宣传造势中陷入不知所措的可怜境地。

周礼究竟该被如何继承，依旧是说不清的事，而‘不服周’的自行仿用周礼、猥琐发育的大国楚，其分庭抗礼下长期衍生的各类思想，更像是如今民间百姓所亲好实践的生活做法。<!--over--><div id=center_tip><!--20221004094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