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从简恍然大悟，只顾着分析于代国有利的方面了，却没顾及到燕国权力传承上的隐患。大概这就是召公发怒的原因。使团会安然完成使命吗？应该没太大的问题，但不付出些鲜血的代价而令代国人‘长些记性’，召公的神灵是不会罢休的。正所谓‘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周公与召公之间的小矛盾，终归要由使团承受后者的责难。一些口水吐到身上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没记错的话，嬴政在邯郸为人质时，倘若离开家门，也要被市井儿童如此羞辱，甚至要扔石块才能发泄失去父兄辈的怨气，自己着实不该因为而感到委屈，最终是否能像嬴政一样雄才伟略尚且不知，受到雷同的屈辱，应当放宽心。何况是罪徒在借机宣泄苦闷，于法理上自己只是暂时受羁押的贵客，仅此而已，谈何放在心上？

大行不避细谨，思虑能想到这一步已经很好了，不出意外的话，与太子丹密会是可以成功的。地点可以选在燕国宗庙里，告祭过召公，当面与燕嗣君盟约。毕竟燕国后续势必遭受秦国的入侵，燕-代结盟起码能为燕国守卫西界，不至于遭受秦军自代郡-上谷郡-燕上都方向的迂回包围，那些发生的冲突，又皆非自己所蓄意挑起，焉知不是召公在假借自己的手惩治燕国中的蠹虫？

燕国的反间渗透一事，做得歪打误撞，使团栽了，罪有应得，就这样过去吧。太平日子过久了，是官吏都想赚些‘外快’，马无夜草不肥，倒霉，大家赶在一块，不出事才奇怪。这样看来，燕国也是到了该找些武力宣泄出口释放国内矛盾了，不然官吏越来越多，贪欲又无度，燕国的百姓终归供养不起，被各方面压力集在狱中，怎么看都不像话。

那……眼光能不能放得再长远一些？国家是有形的，但并不全然是有形的；牢房也是有形的，看上去全然是有形的，但实际上并不然，最起码的一处，这里的规则与社会中部分底层民众生活准则相通，当他们沾染着外界的潜规则进来时，便不是有形的。思维与人际关系还有社会团体内部的协作方式，这些都不是有形的可见的；再比如当前自身灵-肉分离的状态，对别人而言，并不可见，只是自己能感知到罢了。

虽然将半地下的牢房与地上的国联系起来类比，确实不妥，就实体有形的面积大小而言，狱里的牢房相对规整一致而不可变动；国却不同，疆界时常于彼此间盈缩。可放大时间线，狱的修缮与国界的变动频率在历史上的多数时间内都一样处在低水平，再争论其中差别并不太大意义；犯人呢？留存与入驻、离去和国民户籍变动相比，可算得上频率不低的事，差别有但分析的价值并不因此受损。谁来决定牢房中的囚犯们的饮食供应、意外死亡与内部秩序呢？明面上是狱吏，有时也会是狱卒，但法定来讲是国法为前提，还有国王‘言出法随’相增减为补充，后续执行律令的是官员、法吏和官军士卒，他们在细节上有很大的自主决策权力。私下里，每间牢房里的饮食供应、意外死亡与内部秩序，决定权限在每间牢房的狱霸，这一点明面上的权力保有者们是默许其存在的，毕竟不可能为每间牢房都在内部配置一名狱卒充当其监视者，首先卫生条件上不现实，即使配置当值者也会借故溜出；其次权力的授予是自下而上的，这些犯人相当一部分不存在被冤枉的情况，所以在其违背社会层面生活秩序的既定事实下，会对再度强加来的狱卒有何等人生威胁，后果不可预料，犯罪行为的激情色彩不容忽视；再三要注意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在刻意避开与执法者工作行为方式相重叠的部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远大于不同物种间的差异，当‘两个对立的物种’处在同一环境中而要求一方臣服于另一方时，不发生暴力冲突是不可能的，吃亏者未必会是受指派来的狱卒，很可能会是局部人力处于有利数量的囚犯，这样反而致使本来不该出现生命威胁的某些囚犯意外死于狱中骚乱/暴动，成为相当数量高级执法者不愿见到的‘意外’事件。基于种种原因，只是需要那些不守‘规则’的法外不良民众呆在一间小小的格子里，等待后续审判，被发送到具体的体力劳动场地进行劳作，便于人力资源上的‘充分利用’。如果发生后果恶劣的事情，很快便会有狱吏过来维护狱内秩序，打开牢门挨个鞭打、锤击也是可以的，事情大致处在可控范围中。更何况惯犯的存在与精心安排的多来源犯人混居情况的存在，使得相对于犯人数量颇为狭小的囹圄也能被合理周转开来，尽量容纳下越来越细密的法网渔获——针对代国使团的安排也是如此，只不过脱手了那么一小下而已。

不和谐的插曲嘛，在哪里都会出现的，这里也不例外。流亡公卿的江湖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这件事所有人心中都有数。

是不是错过了什么？赵从简继续思索着。

那不同牢房之间的观望与‘叫好’，不就是狱中天地里的串通联合吗？正如自己率队出使一样，国际间的沟通终归要由人来进行，各国之间的竞争犹如诸牢房的发声，往往不由各处狱霸出面，而来自其下成员具备一定自主意识的看法，倘若有错，狱霸自然会‘纠正’。在这种利益关系不甚明显、犯人诉求层次低下的情形中，无意识的人性在罪恶萦绕下发自内心深处的好斗占主导拨动众人情绪，而群众如群虻，身在被执法者斥责不应当有挑战现行社会‘秩序’的惩罚之地，精神不由得要堕落颓废些，出现本不属于日常表现的犯禁行为。缺乏组织化的人群，所体现出的正是贴合人性本身低贱层面的社交表现；而使团这种有组织、讲原则地队伍出现在本不该出现的地方时，表现则‘拘谨’而保守得多，高下立判。

因为狱中秩序在机构在组织纪律上不允许跨牢房的串通联合，并不似不同国度的往来交往那样，有一定‘构筑稳定的外部交流关系’倾向，所以方才没能察觉到。倘若使团真的没了‘前途’，被燕王得悉并送到驻扎在邯郸的秦军那里呢？当换位站在罪犯的角度思考，生生之谓盛德，并不该遗落下他们：真正万恶之辈或许在台上并未受诛，或许已经被刑法处置以极刑，绝然无关于这里的人们。期望保有生命是每个人的愿望，只是期望保有少数中上层人制定的社会倡导的道德规范，与前者并不大兼容，所以才会出现罪犯，而决定道德的实际上是错综复杂的利益源流，当少数人希望能通过矫情自饰的方式占有更多利益时，狱中的牢房便人满为患了。这样解释使团意外入狱的悲剧，嗯……

天下有一定然的道理吗？有也不会被绝大多数人承认，生在潦倒困顿中的人很难保持正常的思绪以理性的方式面对社会，他们时刻被生存压抑的生命，在混乱时代属于多数下层民众都要面临的境遇。可使团不是，赵国公卿大夫不是，新生的代国公卿大夫也不会是，各国王公贵族与官僚都不是——他们有着充足良好的物资供应生活，于生活中的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甚至还相当奢侈。不沉迷其中而堕落虚荣的话，都会积极推行革新、并从外部获取利益两方面为国家安全作出长、短期计划，间接惠及下层民众生活，提供稳定而照顾到集体国人的保障。效果最为显著地当数结交盟国与拆散他国盟友了，这也便是纵横天下进行国际交往的动力所在。局面？永远是风云变幻的，从外部争夺来利益才符合人性，所以务实的国君公卿会制止私斗而倡导国战，为利益的争端留出合理的宣泄出口，不然利益之徒就要真的将剑对准被可被视为鱼肉且更易下手的民众了。从外部层面看待国家安全，不同国度的‘盟’，即是如此，最终还是为了各自明天的生存，所以也很容易会散伙。

那么如果还能见到太子丹，自己还应该注意哪些没被察觉到的地方呢？莫过于礼物了，走得匆忙，实在没什么好拿出手的，昨夜众人商议后，一致认为应该圈个大饼，画给燕太子食用。什么样的无形大饼才能填满对方的胃口？又能保证其顺利继位燕国呢？自己这一脉奥援必然是要出力的；联姻？也需对方看得上才行，燕赵有结谊固然好，可这件事最终还是需要建立在彼此实力不至过分悬殊地前提下才能存在的，何况燕君尚未更易，达成的也有可能是口头约定，而非实际婚嫁；互质？除了自己留在燕国，谁还能来作人质的？谁又有分量来作人质的呢？

那样看来，只有裂土相赠了……这可是为王的最重要的资本，也是各国争斗不息的根源，而赵国此时所迫切需要的，反倒是人力，尤其是丁壮青年，这笔生意买卖，未必使不得。

狱吏的脚步袭来，随身携带的棍棒抽打在根根栏杆上，恐吓着囚笼中变态兴奋的犯人，喧哗声戛然而止。打斗是该被停歇了。赵从简的灵魂也受狱吏传来煞气的逼迫瞬间抽回体内，只觉浑身酸楚，脑袋后一片冰冰凉凉的感觉：是口水浸入发根内部了。<!--over--><div id=center_tip><!--20221004094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