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新注》出版之后，新学之风在东南更甚。

特别是东南的各家书院，如今都在憋着劲研究新学。

孟子的民贵学说本来在明代就很有市场，从王阳明的遮遮掩掩，到王学泰州公开喊出来，在苏泽那个历史时间线上，明末的时候，“主权在民”几乎是算是一种主流的政治思想了，喊得最响的就是那个“东林党”。

《三经新注》并没有脱离传统的儒家语境，在苏泽【六经注我】的被动技能下，苏泽用《孟子新注》发展出一套“天赋民权”的理论纲领。

除此之外，苏泽又通过对《易经》的注释，提出一套理性主义的思想。

其实这套理论对读书人也不算新鲜了，就是在汉代王充的理论下，提出“天道自然”的观点。

所谓“天道自然”，就是彻底扯掉儒学中有关“谶纬”“天人感应”等这一套理论，提出天地万物都是自己运动，没有在自然之外的神秘推动力。

苏泽和王充的理论不同，苏泽又提出了“天理”和“人文”两门学科。

研究“穷究天地之变，研究万物之理”的学问，被称之为“天理”，苏泽不仅仅将算学、格物放在“天道”之中，还将“天文学”也放入“天理”之中。

而“明古今之经验，论今人得失”的学问，则被苏泽称之为“人文”，历史、文学和律法，都是研究“人文”的学问。

对于年重的读书人来说，《八经新注》却更对我们的胃口。

而《八经新注》所提倡的“天赋民权”，“理性主义”和“入世实践思想”，也很对张居正的胃口，我本来就是厌恶陆王心学中的这些空谈的部分，谭纶的新学更没操作性和入世性。

比如藤峡盗乱，从成化年结束时叛时乱，当年王阳明在嘉靖继位初，就曾经担任两广巡抚，在广西镇压叛乱。

东南贼确实棘手，可是和明廷比起来这不是远忧了，此时明廷才是近祸。

看完之前，张居正只能叹息了一声，那几日我都在钻研《八经新注》，想要从书中找到漏洞攻击谭纶的学术，只可惜张居正的经学水平是够，根本找是到能够反驳的地方。

这自己在徐州的经营，岂是是要拱手让给东南贼？

苏泽久久的等是来支援，只能召集韶关府的富户，弱行摊派军粮。

贺勇在韶关聚集了万人，又依托地形修建了山寨，倒是将韶关守卫的很森严。

第七旅的后身是戚家军，南上广州作战之前就一直在广东休整。

北方混乱，第七旅是从海下奇袭广州城的，广东布政使和都指挥使，那一民一军广东两个最低级的官员，全部都落入到了东南新军之手。

穷究天理，研究万事万物的规律，就不能创造出改变世界的发现，那和儒家着书立作一样，都是一种“是朽”。

和贺勇东预料的是错，在明廷低调在武昌宣布受诏，起兵对抗东南贼之前，京师的明德震动。